1964年，我的父亲从部队退伍后进入水电九局从事水电建设，开启了我们家的电建历程。父亲先后参加修建了猫跳河二级百花水电站、五级红林水电站。1968年1月，我在五级电站工地的职工医院出生，成为了一名“水二代”，直到85年考上大学，在电站工地上学、生活了12年。

我对家的印象，记忆最深的、也是我最早见到父亲的时候。那时，我都已经5岁多了。记得1973年的夏天，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，从距离工地6、7公里的老家搬到父亲工作的工地去生活，就看见父亲坐在轮椅上了。长大了才知道，原来是在1971年10月13日的下午，父亲在检查引水隧洞施工时，洞内运输钢筋的斗车意外侧翻，斗车上的钢筋重重的压到父亲腰部，导致下肢瘫痪。在外地治疗两年后，父亲考虑到我们即将上学，就放弃了继续治疗，回到工地。单位也同时把我们全家接到父亲身边，并安排母亲专职护理父亲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洗衣、做饭、护理父亲、协助父亲做康复活动就成了母亲生活的全部内容。一家人在母亲的辛勤操劳下，过起了艰苦但却满怀希望的生活。那一年，父亲33岁，母亲30岁，哥哥8岁，我5岁，弟弟3岁。

父亲使用的轮椅车是瘫痪病人专门用于起居、康复锻炼使用的，一个长方体的钢管架安上四个万向轮。父亲坐在里边，可以扶着架子站起来，在平地上慢慢滑动，轮椅架上放置一块桌面就变成餐桌。我们一家人就围在四周吃饭。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做作业。这个轮椅车就是父亲生活的世界，也是我们少年时代生活的中心。

父亲还有一辆在户外使用的手摇式三轮车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父亲的同事会把父亲抱上车，推着他沿着公路到远处逛逛。我和弟弟常常蹲在手摇臂下。下山的时候速度比较快，可以从山上一直冲到家门口。那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。

1984年，工地搬迁，家搬到了百花水电站疗养基地，回到父亲刚参加工作的地方。1996年，父亲静静的离开了我们。那一年父亲56岁，在轮椅上生活了23年。

1989年7月，我大学毕业回到了水电九局参与东风水电站建设，正式加入电建大家庭，成为了一名自豪的电力建设者。

父亲受伤后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收入维持。一周吃几次肉，一年给我们做几件衣服都要精打细算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母亲曾在工地上放电影的时候炒过瓜子卖。搬到平桥基地后，她还卖过凉粉、米糕，豆沙粑。蒸米糕卖是最辛苦的。不管春夏秋冬，刮风下雨，早上5点钟天还没亮就得起床，将前一天晚上泡好的大米用手推磨磨成米浆，7点钟左右蒸好卖给上学的学生。我上大学放假回家后，帮母亲做米糕卖一直是我的一项社会实践内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应该帮母亲多做点。母亲卖的最长的是豆沙粑，还一度成为基地的著名早餐，也是我最爱吃的食品。我们三兄弟参加工作后，曾劝过母亲别卖了，可她始终坚持，直到97年才结束。但时至今日，她也一直都没闲着，坚持在房子周围的空地上种白菜、萝卜、玉米、番茄什么的。逢年过节，每当我们回去看她时，她都要让我们带上一些走。种得多了，她就送给邻居们吃。后来慢慢的我们才明白，母亲长期劳动惯了，闲不住，有点事做，也是和自然、和他人的一种交流。特别是当她把亲手种的蔬菜送给我们或者邻居的时候，她总是自信地说“这是我种的，好吃”。

父亲受伤是我们一家人的不幸，但在这艰苦的家庭里成长，却让我收获了与众不同的“财富”。我清楚的记得父亲说过，他愿意一个人承担这世上所有的痛苦，来换取我们三兄弟的幸福。他还说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母亲。在他受伤后，母亲带着年幼的三个孩子，还要照顾瘫痪的他，始终不离不弃、无怨无悔。从父母身上，我学会了勤俭、担当和奉献。

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，得到了单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，就连每学期1.20元的学杂费，学校都会减免。特别是在父亲好友们长期的无私帮助下，我们三兄弟健康成长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体验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，学会了友爱和感恩。

时至今日，我已在电建大家庭里工作了35年，足迹遍及贵州、内蒙、云南、四川、西藏，参与了水电站、风电、光伏项目的开发建设。向父辈们一样，用初心和热情践行着电建人舍小家、为大家，走南闯北，“自强不息，勇于超越”的电建精神。